卯辰巳午未申酉，就是这一天之中的十二个小时，便能将老北京的人情百态看了个遍。不能不说刘心武的叙述手法实在高超，叙述手段实在精良。但我在此要夸赞的，却并不是作家的写作能力和艺术修养有多高（尽管那确确实实是我无可非议的），而是展现在他笔下的一个个精粹的人。

我依旧不甚搞清北京四合院的格局，许是太过于被人物的本真特性所吸引，竟自动忽略掉那繁繁复复的方位构造。这点，是我阅读的过失之处，作者如此这般加诸篇章中的深含传统与文化韵味的着力之笔，却被我如“糟粕”弃之一边，也可见着这位“读者”素养确有些低。好在本身非属“死性不改”之徒，今者也确见她有改悔之意，相信总能得到如钟鼓楼后四合院里那些善良的人儿的原谅。

“善良”？“好心”？脑海里一时想不出还能用什么词形容这些人。生活在当下的社会，面对着我周遭以及非我周遭的（从电视网络报刊媒体等处却能间接目析的）各种世情，对于人，我们如今都是简单地定义为“好人”和“坏人”。这界限并不十分明晰，一分钟前，坏人可能是好人，一分钟后，好人也可能是坏人。都说这世上好人多，其实我本身是很相信这一点的，尤其是看了《钟鼓楼》里的那些人后。

只是由于政府的分配才杂居于这个四合院，彼此之间并无血缘亲属的关系。薛家老二薛纪跃要娶媳妇儿了（故事由此开始），全院邻里都送上了贺礼（尽管并不贵重，他们也并不因此考虑是否成为座上宾），还有的主动前去热心帮忙。

我想要重点讲述的，不是办婚事的这主家，也不是热心肠的邻里，而是从一大早就到薛家来帮厨的小伙子路喜纯。单看这名字，或许作者从一开始就打算赋予他善良单纯的本性，并不需要过多的藻饰，这个人物也确实如他的名字这般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他单纯善良的本性。按理说，路喜纯的身世遭遇悲惨，人生际遇也惨淡，命运对他如此的不公，他该大声疾呼，奋力反抗才是。在饭馆，他一直想做那称之为“红案”的掌勺炒菜，但“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撅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为这样的遭遇，他也曾深深痛苦过，谁说不是呢？即便如此，他也没因此而放弃。社会不乏势利眼，但也不乏能识人赏人的有心人。专做红案的何老师傅将路喜纯想做红案的心看在眼里，把他收为了私人徒弟，路喜纯便时不时地往何师傅家跑，虚心向何师傅学手艺。也因此，路喜纯才得以有机会在那薛家办酒席的那一天大展了身手，证明了自己。

他的命运并不只是事业上不得志带给他的痛苦。如今二十几岁的他，却是在十六岁时便失去了双亲，孤身一人在这社会摸爬滚打。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料想到。放在今天，路喜纯这样的人绝对能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小小年纪便能独当一面，承担起整个家庭丢在他身上的重担”。

如果路喜纯命运的悲惨仅止于此的话，那就错了。因为这样还并不能完全体现出他单纯善良的本性。因为父母亲的“过往”，他没少遭人诟病，包括在薛家的婚宴上，他竟被醉酒的卢宝桑当场揭了疮疤，当时他的心情，我想没有人不能理解，换做是我，可能也会忍不住想狠狠教训那“口无遮拦，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卢宝桑一顿。但是，路喜纯再一次让人们意外了，单纯善良的他不忍心因自己的个人恩怨坏了薛家的好事，他压抑住自己满腔的委屈，跑到一边悄悄落泪。对于父母，他从不怨恨，他不恨父母亲给了他这样的身世，不恨父母亲让他小小年纪就被独自丢弃在这世上。末了，他拒绝了薛家的“汤封”，竟也还帮侮辱过他的卢宝桑说好话。

我想，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也用自己的善良单纯的本性感染感化了别人。或许，作者是把他理想化了，也或许，1982年的社会，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人。但无论是哪种，现如今的当下社会，也确实是找不到这样的人。感谢《钟鼓楼》，让我见识了如此善良单纯的本性。